东宁要塞博物馆研究室研究员王宗仁先生根据朝鲜国党史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和东北抗联老战士口碑资料，并经过多次实地踏查，撰写了团山子秘密通道简要情况。具体内容如下：“团山子秘密通道是东宁地下党员朴德山开辟于1933年11月，该地段原属于孙汉卿家的耕地。东宁沦陷后，地下党组织利用孙汉卿在团山子的耕地守护房建立联络站，后又利用其长子（孙某）在伪县政府当差的便利条件，提供了一些关于宪兵队、国境监视队方面的情报。该通道在历时两个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阶段为1933年11月——1940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往返中苏两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指导吉东地区反满抗日斗争运动，共产国际代表潘庆由、杨松、魏拯民等多次经团山子秘密通道传达共产国际指示。1936年10月，赴苏联学习的陈龙（刘汉兴）同志也是经团山子秘密通道前往莫斯科的第二阶段为1940年11——1945年8月，苏远东情报局和抗联侦察小分队将团山子秘密通道作为秘密联络站和往返中苏两国传递情报。苏远东特遣队和抗联首长及侦察小分队人员巴斯克夫、石林斯基、周保中、金日成、朴德山、范德林、刘雁来、吕英俊、吴白龙、崔贤、崔春国、孙长祥、袁锋、范平、杨青海、王庆云、刘义权等为苏军解放东北提供了重要情报。团山子秘密通道从开辟到抗战结束未被敌人破获，直至今天除抗联经历者和知情者外，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作为一个重大发现，团山子秘密通道最近在本月初才通过新闻媒体披露，无疑是东宁抗战史上的精彩一笔。目前对于这条通道学界研究尚少，在对照现有史料，王宗仁先生的简介尚有补充和完善之处。为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增强东宁抗战文化的厚重感，笔者不惜才学简陋，提出如下浅见，意在抛砖引玉，敬请王先生及各位方家斧正。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一、团山子秘密通道自身的几个问题

经过认真阅读王先生的简介，就团山子秘密通道自身做如下探讨。
首先，为什么团山子秘密通道会在朝鲜党史资料里出现？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与通道的开辟者有关。在东北抗联史上有记载的朴德山有两位。一位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朴德山，是八女投江中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的丈夫。1933年从穆棱县调入抗联四军，1938年夏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大哈唐战斗中牺牲。(《抗联名录》第154)。他显然与秘密通道无关。

另一位朴德山（1910.3.20—1984.3.9），则是东北抗联第二军六师八团一连指导员，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1919年，随父母流亡到延吉。1931年，参加了延边反帝大同盟组织，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在安图县车厂子抗联根据地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加入东北抗联第二军六师八团一连，跟随金日成战斗。1942年5月14日，朴德山率小部队回到东满活动。1942年7月22日，任东北抗联教导旅第一营副营长。1948年8月，随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并继续南下回到了朝鲜北部，改回原名金一。金一曾担任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常委、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国家副主席。显然，团山子秘密通道会是因其开辟者金一是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而留存在朝鲜党史资料之中的。

其次，团山子秘密通道从开辟到苏军进入东北始终被使用吗？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详细论证。从现有资料看，1935年9月，吴平返回莫斯科后，仅由中代团准驻满洲代表联络员于化南负责沟通中代团与东北党组织。1936年10月，中代团发出《中央新政策路线》后，再未与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发生直接联系。1938年初，王康中代团成员全部回国。如果必须给通道划分阶段，那么第一阶段应该定为1933年11月—1938年2月。

而第二阶段应为弃用阶段。1937年4月15日，东北党组织发生了四一五事件，据1938年2月12日满洲日日新闻报道，此事件共逮捕482人，国际交通局所属的交通站全部被破坏。团山子秘密通道之所以幸免，是因为此处已经弃用。

第三阶段则应该为重新启用阶段，从1942年5月14日，朴德山回东满开展小部队活动开始，直到苏军进入东北。其重要意义特别体现在东宁战役之前的情报工作。

第三，团山子秘密通道的直接上级领导是谁？笔者认为，通道的上级领导应该有先后三个。即吉东局东满特委、吴平、教导旅（含苏远东情报局）。由于当时东宁没有县委及以上级别的党组织，从团山子的地理位置和朴德山抗日履历看，安排朴德山开辟通道的地下党组织应该是东满特委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时间为1933年11月—1934年8月。文中的潘庆由与通道之前就有关联，不幸的是他在1933年7月被叛徒杀害了。

1934年4月，吉东局被破坏，东满地区反民生团斗争正处于高峰时期。1934年9月开始，海参崴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吴平先后两次由此往返东北地区，参与党的领导工作。并通过这一通道传递中代团、东北党组织，特别是他以中代团驻满洲代表名义发出的众多文件。从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越境入苏和四一五事件看，当时的满洲省委、国际交通局均不掌握这一通道。使用者主要是吴平以及其安排的人员，如魏拯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往返和刘汉兴入苏学习都是吴平通知并执行的。

在重新启用的第三阶段，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苏军限制抗联回国活动。教导旅派出的小部队均须苏军批准，任务也是为苏军搜集日本关东军情报，重要任务苏方也派员参加。因此，在这一阶段，教导旅和苏远东情报局都是通道的领导者，但是以教导旅为主。

二、吴平在吉东所开展的工作

团山子秘密通道在第三阶段作为侦察通道，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故暂不做讨论。而在第一阶段中代团和东北党组织双向传递文件，中代团成员中苏往返，领导吉东工作，指挥整个东北工作。这些情况较为复杂，也是通道所承载的最厚重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中的事件最后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吴平。

吴平，原名杨松，湖北大悟人。1927年，20岁的杨松经团中央介绍，赴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翻译班党小组组长，致力于马列主义的研究。精通俄语、英语，还懂得法语。1928年6月，中共六大。1931年1月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九一八事变后，杨松被中代团派往海参崴，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太平洋工人》杂志编辑，帮助国内满洲党组织开展工作。吉东局被破坏后，中代团任命他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到吉东各县整顿党组织。1934年9月，他化名吴平，经团山子秘密通道进入吉东。到1935年9月离开吉东，他主要做了四项工作。

一是改编吉东抗日武装。来到吉东后，吴平化装成乡村医生，到密山、穆棱、汪清、宁安、饶河、勃利等抗日根据地活动，召开会议，找干部谈话，写文章，作报告，具体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救国工作。1934年10月，吴平在哈达河子主持召开密山县委扩大会议，将密山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合并组建成东北反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兼任政治委员。12月，吴平又主持召开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并组建了联合指挥部。会后，他配合军长周保中，认真整顿部队，清除内患，使部队团结一致。

二是建立吉东特委。按照中代团的指示，吴平经过艰苦工作，积极组建吉东特委。1935年2月，吉东地区党团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牡丹江市召开，由中代团任命的特委书记吴平宣布正式成立吉东特委，李范五任组织部部长，孟泾清任宣传部部长。下辖饶河中心县委，勃利、密山、穆棱、宁安县委，东宁区委等基层党组织。县区书记为特委委员。办公地址不久由穆棱迁到牡丹江。特委的成立有效促进了吉东党组织恢复发展。也因东宁区委的存在，团山子秘密通道成为吴平在中代团与东北党组织沟通汇报工作的主要渠道。

但是由于满洲省委失去了中代团的信任，加之吴平的特殊身份，中代团给满洲省委及其基层组织的文件和指示，均通过吉东特委转送，使牡丹江市成为东北党组织同中代团联系的唯一渠道。同时名义上吉东特委是下一级党组织，却不受满洲省委领导，甚至代替满洲省委对基层组织的领导，造成了东北党组织体系混乱。1935年9月，吴平返回中代团，李范五代理书记。1936年3月，吉东特委被敌人破坏。

三是推动解决东满民生团事件。1934年末，吴平在周保中处得知东满反“民生团”斗争情况，马上给东满特委写信指出：“某同志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如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这些游击区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21 ，49页]  
吴平的信也马上引起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视，即派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作省委特派员到东满，负责调查处理。1935年3月，魏拯民经过调查后，得出了同吴平一样的结论。并在汪清召开东满党团特委联席会议，纠正反“民生团”的“左”倾错误，使长达两年的东满党内军内不正常的肃反肃奸得以终结。

四是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吴平提出：“专打日军和卖国贼，不打中国兵”。“只要他们不怕死，去打日本，我们都要联合起来”，在党内斗中“对年青的新干部犯了错误，要用说服精神，不要随便开除。[ 同上，47页 48页，61页。]这些主张有利于各民族、各阶级以及党内团结。特别是吉东地区抗日武装中我党基本队数量极少，大部分是王德林的义勇军余部和民间抗日武装，其中不乏惯匪、烟匪。我党将其收编后，有少数人到处胡绑乱捐，损害群众利益。加之日伪的反动宣传，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将抗日武装称为“红胡子”。为此，吴平与改编部队共同生活战斗，团结教育他们以民族利益为最高选择，严明纪律，爱护群众，才能取得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通过细致的工作吉东抗日武装逐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三、吴平对东北党组织和抗联的影响

中代团对吴平的授权是十分明确，即传递中代团指示，帮助国内满洲党组织开展工作。吴平在此期间向满洲省委、珠河县委传达了《王康指示信》《八一宣言》，并以中代团驻满洲代表的身份起草并发出《关于干部安排及撤销满洲省委等问题》《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事建制宣言》《吉特信》《中代信》《中央新政策路线》等文件。从当时的地下交通情况和吴平的工作方式分析，应该是从团山子秘密通道进入东北的。这些文件在1942年抗联主力入苏前，对东北抗日斗争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从正面看，推动了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5年7月，吴平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参与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吴平从海参崴调回莫斯科中代团，仍负责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0月初，他到海参崴参加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七军和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筹建工作。11日，又在此地主持召开了东北党军领导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11月26日，又一信件的形式解决《关于干部安排及撤销满洲省委等问题》。

同时《八一宣言》得到了东北抗日武装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其中，“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的字句更加鼓舞了民族英雄抗日必胜的信心。他们积极行动起来，脚踏实地建立抗日联军。1936年1月26—28日，赵尚志在汤原按照根据《八一宣言》，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系扩大会议，成立了反日联军总司令部。抗联11个军中，有8个军由此组建，特别是抗联中四支统战部队全部在联总领导下组建。因此，汤原会议标志着全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也标志着东北抗联的诞生。

2月20日，吴平又以中代团驻满洲代表的身份起草并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事建制宣言》，为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正式命名。赵尚志接到后，立即将反日联军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吴平通过其联络人诵同志表态：“尚志同志是一个有威信和三军所在地是比较中心的地带。因此经过我们的组织来宣布尚志为东北联军总司令，并且要在各方面来拥护联军司令。”[勃利县委鲍林给北满省委书记老冯的信《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117页。]

从反面看，引发了东北党军组织和思想严重混乱。然而吴平的中代团驻满洲代表的身份终究是自封的，而且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执行的仍是王明的主观、教条、混乱的思想路线。这就使东北党军组织安排和具体策略出现了严重的混乱，最终导致了有利于敌人的内部路线斗争。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从起因看，王明指示吴平越过满洲省委开展工作，导致满洲省委与吉东特委相互指责对方有奸细，使珠河县委和三军无所适从。赵尚志选择了谁都不信的办法，未按照中代团的指示和人士安排成立松江省委，并对《王康指示信》、《吉特信》、《中代信》持批判态度，这不仅为北满党组织团结留下了隐患，并且在路线上与吉东党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从焦点看，北满说吉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吉东说北满左倾关门主义，核心是对中代团组织路线和具体策略的不同认识。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围绕《王康指示信》以及吴平起草的《吉特信》《中代信》《中央新政策路线》等文件展开的争论，最后演化到是否反中央的极端上，并言语辱骂、武力威胁。

从结果看，北满内部及与吉东的争论严重降低了东北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东北抗联的战斗力，在日伪大兵压境时，军事迅速溃败。尤其是争论给私欲膨胀者带来了可乘之机，以路线为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解散满洲省委后，中代团并没有安排具有权威的干部具体领导东北工作，对组织上的混乱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吉特信》《中代信》《中央新政策路线》中不符合实际的提法，造成的思想混乱，吴平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按照当时的地下交通条件，吴平与北满党组织主要领导人完全有条件坐到一起讨论。特别是赵尚志给杨春山多次写信、多次派人联系没有得到回应，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作者单位：汤原县历史文化研究会）